吳大觀同志是我國優秀的航空發動機專家，是國內航空工業發動機事業的奠基人和創始人之一。他在彌留之際，對相依相守了66年的老伴說了三句話：“一切從簡，不要給組織添麻煩;不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把積蓄的10萬元拿出來，幫我繳納最后一次黨費。” 4月14日，中央組織部組織局副巡視員韓旭同志前往看望了吳大觀同志的夫人華國，并送來吳老生前最后一筆“大額黨費10萬元”的收據。國務院國資委黨委組織部、國內航空工業集團公司有關負責同志也一同前往看望。

　　吳大觀同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無限熱愛，對黨無限忠誠，是“兩個務必”的忠實踐行者，是共產主義道德的實踐者。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國內航空工業集團公司黨組號召全體黨員干部向他學習。他的先進事跡在航空工業、軍工系統和社會上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影響。

　　一、堅定理想信念，忠誠于黨

　　吳大觀同志生在舊國內，他目睹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腐敗，從小就樹立了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吳老在1938年流亡途中看過一部電影《悲慘世界》，其中有一句臺詞，影響了吳老一生——“人生是施與不是索取”。93歲高齡的他在2009年2月1日寫給中航工業老干局的信上說：“又是我每年多繳黨費的時候，我真誠地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繳黨費4000元，這一點綿薄之力，僅能表達我對黨忠誠熱愛的心意。” 而在此之前，吳老已經從1963年開始，除正常繳納黨費外，連續46年 多繳黨費累計11萬多元，為“希望工程”、災區等捐款累計9萬多元，臨終前又立下遺囑，拿出積蓄10萬元作為最后一次“大額黨費”。

　　1955年，國家考慮到吳老的貢獻，給吳老定的工資是273元，而當時普通工人的工資也就二三十元，車間主任的工資是六七十元，吳老多次請求降薪未允，于是，從1963年開始，吳老每月多繳100元錢黨費，這一下就堅持了30年。從1994年開始，吳老每年向中組部繼續多繳黨費4000元-5000元。吳老說：“建國初期國家一窮而白，百廢待興。我的工資那樣高，脫離群眾，為表心意，多繳黨費。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為了國防急需;改革開放30年，我國還有1400萬貧困人口;進入21世紀，與某些國家相比，我國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繳黨費，就是想體現我一個黨員的黨性意識。”

　　然而，吳老自己和家人生活一直很節儉。吳老的家里仍然是上世紀80年代的舊家具，華國老人說：“從1982年搬進這個房間里，家具就沒有換過。” “我們一輩子過得都很簡單，平平淡淡，有一次，吳大觀的衣服破了，女兒說要給他買件新的，他連忙說，沒關系，沒關系，補一補還能穿。”

　　就是這樣兩個省吃儉用的老人，幾十年如一日繳出巨額黨費和巨額特需時，一點都沒有猶豫。吳老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美德。他選擇參加革命跟共產黨走完全是一種自覺行為，是覺得共產黨的綱領與自己的價值理想相吻合。

　　在文革期間，吳老受沖擊、被揪斗、關牛棚，但絲毫沒有動搖他對黨的信念。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時候，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研究、分析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堅信社會主義一定能夠勝利。他說：“歷史證明，選擇投奔國內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是我一生**的光榮和幸福。”

　　二、獻身航空動力，報效國家

　　在吳大觀老人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是與航空相依為命的。 吳老中學的最后一年，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在日本飛機的轟炸中，吳大觀踏上了流亡之路。在西南聯大，他想盡辦法改學航空專業，大學畢業后，放棄大城市的生活，一頭扎進貴州大定的“烏鴉洞”，從此與飛機制造結下不解之緣。之后，在遠涉重洋的國外學習中，親身感受到美國的種族歧視以及對華人的傲慢和侮辱，更加堅定了他報效祖國的信念。

　　新國內成立后，從重工業局航空籌備組到航空部科技委，他先后主持了渦噴5、噴發1A、紅旗2號的研制，吳老在一個叫做“黎明”的工廠親手點亮了我國航空動力事業的黎明，為后來“昆侖”和“太行”發動機的定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上世紀60年代，吳老較早地把 “斯貝”發動機介紹給國內同仁，后來又親自主持了“斯貝”發動機的仿制直至最后成功。離開一線以后，吳老還主持完成了我國第一部航空發動機標準規范的編制，使我國的飛機發動機研制生產有矩可循。他為我國的航空工業、特別是航空發動機事業奉獻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不僅如此，吳老一生都在為理順飛機發動機研制的體制機制奔走呼號，1998年，82歲時，吳老歸納總結了11條“我國航空工業需要統一的認識”問題，在84 歲、85歲高齡的時候，仍然撰文分析國內外飛機發動機研發的經驗教訓，闡述飛機發動機預研的重要性。

　　吳老的貢獻得到了黨和國家的承認，然而，在吳老生前的自述和文章中，除了對航空工業發展的懇切建議外，看到最多的卻是他對自己的不斷反省。直到臨終前的幾天，他還拉著前來看望他的劉大響、彭友梅等人的手，懇切地說：“我有三句話，第一句，我這一輩子，沒有為國家航空發動機事業打下一個好基礎，這是我**的遺憾，我應該檢討自己;第二句，航空發動機一定要加強預研，動力先行，基礎打不牢不行;第三句，你們一定要敢說真話，不要怕得罪人。” “拜托你們一定要轉達給有關領導，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航空發動機搞好。”

　　中航工業集團的宗旨是“航空報國、強軍富民”，吳老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這一理念。當他冒著炮火發愿學航空的時候;當他在潮濕泥濘的“烏鴉洞”里埋頭工作的時候;當他謝絕美國公司的高薪挽留回到民不聊生的祖國的時候;當他在沈陽創建新國內第一個飛機發動機設計室的時候;當他輾轉閻良為自主研制發動機挑燈夜戰的時候;當他在為航空工業不辭勞苦奔走呼號的時候， “航空報國”早已融進了他的血液里。

　　三、刻苦學習知識，心系人民

　　吳老一輩子淡泊名利，卻十分注重學習。 他曾多次說自己的腦力不好，智力平平，無論是在揚州中學還是在西南聯大，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堅信“笨鳥先飛”、“勤能補拙”，因此，勤奮好學成了他一生的習慣。

　　在吳老的病房里，枕邊放著兩份報紙和一本雜志，《人民日報》、《國內航空報》和《求是》雜志。每天堅持讀《人民日報》和《求是》雜志是吳老堅持了幾十年的老習慣，而《國內航空報》上有關集團戰略的文章他更是一字不落地閱讀。黨和國家的政策走勢，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航空工業發展的每一個腳步，都在吳老的心里。 吳老在西南聯大上航空系的時候，金希武老師曾對他說過一句話：“一定要注意閱讀一些科學技術方面有影響的雜志、刊物，隨時了解和掌握國外科學技術的發展情況。”這句話吳老銘記一生，也堅持這樣做了一輩子。在吳老的書房里，靠窗放著一張折疊方桌，就是在這里，吳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讀書學習，單單是讀書心得筆記就寫了20多本。 吳老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職工這樣做。他要求大家白天生產，晚上堅持學習，學習國外的技術資料，學習外語。在吳老的帶領下，那時候的黎明廠學習蔚然成風，每天晚飯后辦公樓里燈火通明，大家都在學習。正是這種進取精神，幫助我國羸弱的航空動力事業走過了最艱難的創業歷程。 吳老在病重期間也不忘關心別人，為了讓護工多睡一會兒，每天早上天亮以后，他就一次兩次地自己爬起來。“在近年來胡錦濤主席提出‘以人為本’，我以為，這個‘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為別人著想，要幫助人。”這些樸實無華的語言，成為吳老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

　　吳大觀的業績和優秀品格，贏得了廣大科技人員、工人和干部的敬佩和贊揚。作為技術主帥，他高瞻遠矚，運籌帷幄，謙虛謹慎，注意發揚技術民主，正確決策;作為專家，他知識淵博，精通服務，治學嚴謹，釋疑解惑，傳經授道，精心培養年青一代;作為領導干部，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作風正派，敢于管理，身先士卒，平易近人，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作為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忠誠，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嚴以律己，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吳老走了，帶著他對黨、對祖國、對人民、對我國航空工業的無限眷戀走了。他用自己一生的所做、所為、所思、所想，為后人留下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赤子之心，留下了一個老一代航空人的拳拳報國心，留下了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豐富的內心世界，蔚為壯觀!

　　吳大觀同志先進事跡材料之二

　　——吳大觀同志1916年出生于江蘇鎮江，中學畢業于百年名校揚州中學，后就讀于西南聯合大學，并赴美留學，是一個接受過良好中西方教育的典型知識分子;

　　——求學期間，因眼見日寇飛機轟炸神州、無數國人慘死，而毅然由機械系改報航空系，從此一生執著于我國航空發動機的自主研制;

　　——1949年加入國內共產黨，1963年起連續46年每月“多交黨費”累計21萬元左右，給希望工程等各項捐款9萬元，臨終前除了給老伴留下一些生活費外，剩余10萬元積蓄全部上交作為最后一次黨費;

　　——盡管在“文革”時遭受磨難左眼完全失明，卻絲毫沒有動搖他“航空報國”的赤子之心，生命最后30年就用一只右眼如饑似渴地工作著;

　　——得知身患癌癥后，非但沒有想辦法延長生命，反而因時日無多更加抓緊時間看報學習，最后一個月住院期間，拒絕讓醫生給他用昂貴的進口藥，表示“沒必要為了這種治不好的病而浪費國家的錢”，每次從昏迷中醒來他都會起身掙扎著把針頭拔掉……

　　有人說，看一個人在面對死亡時做出的選擇是對他一生較好的評價。那么，吳大觀呢?跟隨中宣部中央采訪團的8天采訪，從沈陽到西安，再回到北京，沿著他的人生軌跡我試圖走進那段歷史歲月，也在潛意識里尋找著一個答案……

　　6月14日，新華網記者采訪吳大觀在西安航空發動機制造廠共事時的同事王振華。

　　在西安，王振華老人談起吳大觀時，淚水更是模糊了視線。王振華是湖南長沙人，和吳大觀在西安航空發動機研究所曾共事過幾年。他說，當年日軍轟炸他家的村莊，村民們無處藏身，只好躲到洞庭湖的船上去。但是后來還是被發現了，日本人就在湖上進行瘋狂掃射，只有10歲的他和爺爺等少數幾人幸免遇難。

　　“我到現在還記得我掀開被角看到日本飛機在頭上飛過，一邊一個紅太陽，飛行員的模樣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說，鮮血把湖水染成了紅色，那一刻他就下定決心將來一定要學航空，造出我們自己的飛機，保衛我們的國家。從湖南雅禮中學(當年耶魯大學在長沙辦的學校)畢業后，老人做出了和吳大觀一樣的選擇——報航空系。

　　在吳大觀的口述自傳里，有這樣一段話：那時西南聯大有一半教授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他們放棄了國外優厚的生活，在祖國最危難的時候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抗日救國、航空救國、科技救國、工業救國的奮斗事業中。他們的生活幾乎和我們這些窮學生一樣，衣著儉樸、清貧如洗，但他們一直堅持到了抗戰勝利。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王振華老人已經退休了，他的退休工資是1700元。當我把這個數字告訴其他同行的記者時，他們都忍不住吃驚地說“不會吧?”大家不敢置信，為我國航空發動機事業無私奉獻了一輩子的這些老同志，卻只有這么一點退休工資?但是，我清楚地記得，老人后來說：“只要我們裝備了我們的空軍，就行了。”

　　在吳大觀的口述自傳《我的“國內心”》中，他提到自己早年曾經在國民黨建的舊國內第一個航空發動機廠工作，那是在貴州大定(現在的貴州省大方縣)。盡管很窮，還是個“土匪窩”，但是大家抱著滿腔的愛國之情，并沒有退縮。然而，“在國民黨那個年代，國運凋敝、民不聊生，根本是不可能聚精會神地把我國航空工業搞上去的。”看清之后，吳大觀便和愛人一起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那里。

　　之后他們去了北大工學院任教，并結識了一些進步人士，在他們的幫助下來到了解放區。吳大觀在書中寫道：“1948年，在解放區，我學習了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聯想起，在從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的途中，在廣州逗留的日子里，我用身上僅有的一點錢，去電影院看了一次電影……影片的名字叫《悲慘世界》，我一連看了兩遍……電影里有一句話是‘人生是施與不是索取’，我記了一輩子，而且用自己的行動來實踐這一句話……”

　　吳大觀的入黨介紹人沈時荃老人。

　　這，就是他那時的信仰吧，堅信唯有共產黨才可以救國內。后來，他見到了聶榮臻元帥和一批共產黨的干部，看到他們的作風跟國民黨和美國軍人的完全不同。“他們就是為了群眾，為人民服務。所以，我更加堅定自己永遠要跟著共產黨，堅信只有共產黨能夠把國內帶向繁榮富強和美好的未來，也更加明確了一生盡**努力為國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1949年11月，吳大觀正式加入國內共產黨。在北京采訪他的入黨介紹人沈時荃老人時，老人因年事已高很多細節已經記不清了，但是他反復地說：“我這輩子介紹入黨的人不多，在我介紹的人中，他算得上是個模范。對自己要求很嚴，對黨組織卻從來不提要求。現在像他這樣的人不多了。”

　　吳大觀同志先進事跡材料之三

　　吳大觀是一個很愛學習的人，他認為人應該“活到老、學到老”，并堅持做學習筆記。隨意翻開其中一本，看到他在2008年7月13日學習完《理論熱點面對面2008》后寫道：人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學習一天，對社會主義增加一天的認識，增加一天的信仰，心情增加一天的舒暢。正是因為熱愛學習，勤于思考，他才能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修養，從而更加堅定共產主義的信仰。

　　“文革”時期，吳大觀挨批斗、被鞭子抽，左眼完全失明，但是這并沒有動搖他對黨的一片赤誠之心。他說：“這是少數人犯的錯誤，不是我們黨的錯。”恢復工作后，他就用一只視力僅剩0.3的右眼如饑似渴地繼續為“航空報國”的理想和信念奮斗著，直至生命的終點。

　　吳大觀認為，“文革”是國內的災難，但是它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我們太無知、太沒有經驗了!我們要走的是一條優秀、后無來者的道路，是前人沒有走過、后人又沒有走成功的一條路。我們社會發展的規律缺乏認識，現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這是總結前面經驗作出的決策。”

　　作為一個接受過良好中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吳大觀不是沒有去過資本主義國家，不是沒有接觸過“花花世界”，但是他選擇了信仰共產主義，選擇了“航空報國”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信仰不是盲從的，而是有著自己的認識和見解，并為之奮斗終身，堅定而忠誠。

　　正如他在2009年1月19日學習完《人民日報》文章《開辟前進道路的強大思想武器》的筆記頁端寫道：既然是一個共產黨員，就要像一個共產黨員的樣子。

　　吳大觀的女兒可能遺傳了父親性格里比較“直”的一面，為人非常爽直。回到北京第一天，大家讓她介紹一下自己的父親吳大觀，她說：“我爸就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兒。”但是，她卻說出了一件在我看來極為不普通的事。

　　2004年，吳大觀88歲，他的身體實在是不允許他再去單位上班了。沒辦法，他就在家給自己制定了工作學習表。他家客廳有一張餐桌，就是80年代那種很多人家里都有的木折疊桌子。每天早上7點，他在這張卓上學習，中午在這張桌上吃飯，下午繼續學，邊學邊做筆記……

　　兩會期間，吳大觀就更加認真，還組織老伴討論。吳曉云問他：“您都退休了，還組織我媽學習什么呀?”他回答說：“我們也要認真學習，認真領會黨的精神，到時候自己要做好。”不僅如此，他還會和老伴互相督促著把一些重要精神背下來，彼此再檢查對方背得是否正確，有沒有落字……

　　或許，這就是有信仰與沒信仰的區別。一個有信仰的人，是一個有追求的人，時刻會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支持著他往前走。即使身體離崗，但精神永遠不會離崗。

　　在吳大觀的一生中，做得最持久的兩件大事，除了68年與航空相依相伴之外，還有一件就是他連續46年多交黨費。許多記者私下談論時都流露出了不理解，不明白他為什么要這么做。

　　在他的自傳里，有一章叫《感悟人生》，其中有三段話談到了這件事。他說：“我們這一代人只能夠過艱苦生活，為什么?雖然共產黨解放了苦難的國內人民，但離國家富強還很遙遠。只有我們過艱苦的生活，我們的后代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說是自己的信仰。”

　　“我有兩個想法，一個是我應該感謝黨，我應該對黨多做一點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經夠高了。我捫心自問‘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現在發動機還拖著飛機的后腿!你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難副其實，所以我一定要交這個黨費。第二個是什么呢?我們國家窮啊!我自己是從舊國內過來的，過慣了窮日子，現在過得清貧一點，但內心挺舒服、挺高興。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最近報紙還有報道，如何解決貧困地區的溫飽問題?現在我們還有幾千萬人口沒有脫貧。還有西部的開發建設，所有這些都是需要錢的。我想我是一名共產黨員，要響應黨的號召，節約、節省，我們國家還不富裕。既然你是名國內人，你就要分擔國內社會的責任，我是這個想法。”

　　“也有人說我是傻瓜，我說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這么過來的人，就應該這樣做，這樣做一點不過分。我從1964年開始多交黨費，中間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終我還是認為應該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時我的家庭、我的愛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話落無聲卻有力。這位樸實的老人用93年的人生實現了自己“航空報國”的理想和信念，實現了60年前在黨旗下舉起右手說出的那句錚錚誓言。 (黨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