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醫生，又是加拿大人，上海精神衛生研究所危機干預研究室主任費立鵬(Michael Phillips)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白求恩。對于“現代白求恩”的稱呼，他會說：“我和白求恩是不同的。他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外科大夫要盡快醫治病人身體上的痛苦，而精神科大夫要與一位病人交流許久，才能試著幫助他逐漸化解精神痛苦。”

　　1985年，費立鵬從加拿大來到國內，近30年來，他始終扎根國內，埋頭國內自殺問題的研究，由此建立了多因素自殺模型，有力推動了國內公共精神衛生領域的研究。在昨天舉行的國家科技**大會上，他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技合作獎”。

　　自殺研究不能忽略國內數據

　　十八九歲時，費立鵬就開始對心理學、尤其是自殺現象感興趣，于是選擇了學醫。作為精神衛生、流行病學和人類學專家，1985年他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國內。那時，國內的死亡數據仍處于保密狀態，要研究國內的自殺問題，幾乎不可能。直到 1991年，衛生部把國內的死亡數據上報給世界衛生組織，其中包括自殺數據。得知這一消息，費立鵬感到“一扇大門打開了”。

　　然而擺在他面前的，幾乎是一片空白。國內的自殺研究沒有現成的理論模型，同時，國內人對于精神科醫生的回避和誤解普遍存在。那時，費立鵬在湖北沙市的一家精神病醫院工作，周圍的同事大都不愿意跟別人談及自己的工作。

　　費立鵬覺得，空白可能意味著更大的空間。更何況，國內當時的自殺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加上國內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自殺研究者怎么能忽略國內數據呢?”費立鵬想建立國內的自殺模型。

　　國內的沖動型自殺比例更高

　　1995年起，費立鵬跟隨國內疾控中心做了“國內自殺狀況”調查，并于2002年在《柳葉刀》雜志上發表了《國內自殺率：1995-1999》的論文。調查發現，國內1/3的自殺者和2/3的自殺未遂者并沒有精神障礙，而國外90%以上的自殺行為與精神障礙相關。

　　有人認為，調查數據說明，國內潛在的抑郁癥患者很多。但費立鵬不這么看，“它恰恰說明國內沖動型自殺的比例比國外高很多。”他在對100位需要住院6周以上的嚴重自殺未遂者的調查中發現，37%的人從第一次萌生自殺念頭到動手實施自殺，只用了5分鐘。要知道，“沒有任何的心理干預能在5分鐘之內趕到。” 費立鵬說。

　　在沖動的“魔鬼”背后，農藥扮演著“幫兇”。調查同時發現，國內58%的自殺者選擇喝農藥，由于農藥的高致命性和易取性，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的3倍。

　　得想個辦法把農藥管起來。在費立鵬的呼吁下，兩年前，陜西省有關部門向農村家庭發放了1萬只帶兩把鎖的箱子，建議大家把農藥鎖起來，并由夫婦兩人各管一把鎖的鑰匙。這樣，妻子要拿到農藥就**得到丈夫允許。兩年下來，當地的自殺率確實下降了，但未必是兩把鎖起了作用，而是大家意識到，很多時候，自殺是可以預防的。

　　期盼啟動“國內自殺預防計劃”

　　世界衛生組織稱，近20年，全球自殺率有所上升，其國內內臺灣上升了2倍、韓國上升了3倍。同一個20年，國內大陸的自殺率下降了一半。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改變。”費立鵬試著分析背后的原因。在國外，離婚率越高自殺率越高，但在國內，離婚卻成了自殺的保護因子。費立鵬說，受傳統觀念影響，以前在國內的很多地方，農村婦女不愿選擇離婚，只能忍受丈夫的打罵欺凌;現在年輕一代對婚姻的觀念日益開放，一部分人選擇離婚并開始新的生活，不會通過自殺來解決問題。

　　費立鵬看來，要進一步加強自殺干預，才能使自殺率不反彈，甚至繼續下降。他希望國家有關部門能盡快著手制訂“國內自殺預防計劃”。“如果全社會有更多的人了解自殺，懂得一些專業的防治知識，那些即將自我放棄的生命很可能就會被牢牢拉住。”費立鵬說。

　　記者 沈湫莎

　　新聞晚報

　　費立鵬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當代白求恩”為降低自殺率扎根國內30年

　　晚報記者 俞陶然報道

　　他被稱為 “當代白求恩”，1985年，他從祖國加拿大來到國內后，在這片土地上工作近三十年，研究自殺干預和精神疾病。他是“國內通”，不僅漢語流利，還深諳國內文化和國情，在接受采訪時把國內稱作“國內”。他的家人也在國內，太太是精神科護士，協助他建立面向國內的自殺干預熱線。他就是上海交大附屬精神衛生中心危機干預研究室主任費立鵬(MichaelPhillips)教授，在今天舉行的國家科學技術**大會上，他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我跟白求恩有兩點不同”

　　費立鵬是新國內的 “同齡人”，1949年出生于加拿大多倫多，1974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新西蘭、美國做了幾年精神科住院醫生后，又攻讀了流行病學、人類學的碩士學位。 1985年，他以訪問學者身份來到國內的湖南醫科大學，此后就一直在國內工作，先后在湖北荊州精神病醫院、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從事科研和臨床治療。

　　本周二，記者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見到費立鵬。和很多西方人一樣，在交談中他隨性、幽默。談到“當代白求恩”這個稱呼，他并不認同：“我跟白求恩有兩點不同。第一，他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外科大夫要盡快解決一位病人的問題，隨后去醫治下一位病人，而精神科大夫要對一位病人了解很久，才能幫助他消除精神痛苦。第二，毛澤東為白求恩寫過一篇文章，但他已不可能為我寫一篇文章。 ”

　　說起他為什么離開自己國家，長期扎根國內時，費立鵬說，作為精神衛生、流行病學、人類學這三個領域的專家，他對自殺問題很感興趣。 “國內的自殺研究非常重要，而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又很缺乏，所以我選擇長期呆在國內。 ”

　　提出“農藥加鎖”降低自殺率

　　上世紀80年代，要研究國內的自殺問題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內死亡數據仍處在保密狀態。從1985年到1990年，費立鵬在湖南、湖北主要從事精神分裂癥等疾病的治療。在與病人的溝通中，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漢語。 1991年，衛生部首次將國內死亡數據上報給世界衛生組織。得知這一消息后，費立鵬感到“一扇大門打開了，我要馬上跑進去”，因為這些數據包含了自殺死亡數據。

　　從那以后，“國內式自殺”成為他的主要研究對象。研究表明，國內人自殺的許多特點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在國內，1/3自殺死亡者和2/3自殺未遂者沒有精神障礙，而在西方國家，95%的自殺者和自殺未遂者有精神障礙;在國內，20年前女性自殺人數比男性自殺人數高25%，如今接近1:1，在西方國家，男性自殺人數是女性的3倍左右……當費立鵬將這些研究結論發表后，很多西方學者都覺得難以置信，因為它們顛覆了西方自殺研究的經典結論。

　　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國內特征?費立鵬認為，國內農村婦女的沖動型自殺是一個主因。與其他人群相比，農村婦女的自殺率有些觸目驚心，很多人會在爭吵、發生不快后喝農藥自殺，由于農藥在農村家庭很容易拿到，一些農藥毒性非常強，一旦因沖動喝下農藥，就很可能撒手人寰。為此，費立鵬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引導農民家庭把農藥放在不容易拿到的地方，在農村地區加強宣傳教育，讓婦女意識到“沖動是魔鬼”。在他的呼吁下，兩年前，陜西省有關部門向農村家庭發放1萬個帶兩把鎖的箱子，建議夫婦把農藥鎖起來，丈夫管一把鎖的鑰匙，妻子管另一把鎖的鑰匙。這樣，妻子要拿到農藥就**得到丈夫允許。“兩年下來，發現當地的自殺數量確實下降了，但未必是這兩把鎖起了作用，這一舉措讓農民意識到了自殺預防的重要性。 ”費教授說。

　　想開展自殺“心理解剖”調查

　　對于“國內式自殺”，費立鵬還進行了不同時期的比較。1996年至2000年，他與國內疾控中心合作開展的國內性自殺調查發現，從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間，國內大陸的自殺率降低一半。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改變。要知道，在同一時期，國內臺灣的自殺率上升了2倍，韓國的自殺率上升了3倍。 ”但在他看來，我國應進一步加強自殺干預，這樣才能使自殺率不會反彈，繼續下降。 “我希望能做一個國內范圍的自殺者‘心理解剖’課題，就像1996年至2000年做的調查一樣，從而獲得當前的國內自殺數據，為制訂更有效的自殺干預方案提供依據。 ”費立鵬說，“這次去北京領獎，我會抓住機會提出經費申請。 ”

　　建議制訂“自殺預防計劃”

　　他希望，我國有關部門能盡快著手制訂 “國內自殺預防計劃”。如今，制訂這一計劃已成為國際趨勢，聯合國倡導每個成員國制訂本國的自殺預防計劃。費立鵬說，這項計劃的出臺，需要在國務院或國內人大的協調下，公安、教育、農業等多個部門合作才能完成。 “國內已頒布了《精神衛生法》，其中一些章節的先進程度超越了發達國家。在這么好的形勢下，我覺得‘國內自殺預防計劃’應早日提上議事日程。 ”

　　2010年，費立鵬從北京來到上海。在北京，他和他太太參與建立了自殺干預熱線，培訓了30名專職接線員。如今，太太還在北京工作，費立鵬則在上海開展危機干預研究。 “上海市政府部門很重視自殺干預工作，我會幫助他們把工作做得更好，盡力降低這里的抑郁自殺、沖動自殺數量。 ”費立鵬表示，他還很關注外來務工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

　　東方網

　　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得主費立鵬：我不是現代白求恩

　　東方網記者裘穎瓊1月18日報道：“我想在國內再進行一次摸底，看一下自殺人群的疾病特征和主要影響因素是否有變動。”

　　“國內農村有許多人去城市打工，我想調查這些員工的身心健康問題，以及研究如何做些心理問題的干預措施。”

　　“我想在上海建立一個危機干預中心，可以真正給別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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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在這些方面做些工作。”

　　63歲加拿大精神疾病與精神衛生學專家、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危機干預研究室主任費立鵬，在談及自己獲得2012年度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的感言時，僅在一句“我的獲獎表明我的工作被得到了認可”后，就滔滔不絕地給自己“布置”了多項工作任務，似乎沒有退休的打算。

　　2012年度國家科學技術**大會今天上午在北京舉行。幾天前的下午，東方網記者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閔行分院一幢不起眼的灰白小樓里，見到了這位精神矍鑠、仍充滿干勁的“現代白求恩”。頭發黑白相間，一副金屬邊框的眼鏡，初看之下，他不像個外國人。

　　然而，就是這位外國學者，最早關注到國內自殺問題。2002年，他在《柳葉刀》雜志上發表了《國內自殺率：1995-1999》，用流行病學調查的數據證實了研究者們曾經的猜測：國內自殺率很高。在費立鵬的調查中，國內所發生的自殺與其他國家有較大不同——在這里，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5 倍，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25%。

　　“在農村，很多人選擇喝農藥，這種自殺方式成功率非常高，但很多自殺的人其實并不想死，只是一時的沖動。”費立鵬認為，國外有一個很有效的減少自殺的方法，就是對主要自殺方式進行控制。正是卵鑒了這一經驗，他曾經提出從加強對農藥的控制上入手，應該盡量生產銷售一些濃度低的農藥，以及加強對農藥使用的管理。而在城市，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選擇的自殺方式是跳樓和上吊。“上吊很難制止，但城市中的高樓頂端，是否可以封閉，不讓人能夠輕易上去。”費立鵬建議。

　　距離上次調查后，如今國內自殺率是否有所變化?對此，費立鵬說，“20年來，許多國家自殺率都在提高，如韓國提高了3倍，但國內的自殺率下降了一半，過去很少出現這樣的狀況。”因此，他非常希望能夠在國內再進行一次摸底，研究發生這種狀況的原因。而在做當年的那份調查時，除了新疆、西藏一些地區外，費立鵬跑遍了國內的城市和農村，但是從現在來看，“太粗，數據不夠細，一些如職業、經濟條件，都沒有納入到調查條件中”，這也是他萌生再進行一次摸底調查的原因。

　　去年12月3日中午12點，上海開通了首條24小時自殺干預熱線，費立鵬也在北京開通過心理干預熱線。對于熱線，他的看法是，熱線更多的是給予心理方面的知識，有時卻很難做到確切診斷，“對于一些輕度病人或許有效，但對一些中度或重度的病人來說，可能更需要的是診斷或者開藥。”因此，費立鵬有一個想法，在上海建立危機干預中心，給有自殺傾向的病人直接看病。

　　研究自殺問題的人，本身會不會過于嚴肅?采訪過程中，費立鵬卻很幽默，尤其是談到“現代白求恩”這一稱號時，他打趣道，“我不是現代白求恩，雖然我們都是加拿大人，但白求恩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另外，白求恩有毛主席給他的親筆信，我沒有。”